RISE

《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 作者：Barbara Ehrenreich 原書出版時間為2001年。
 
作者本身的「問題」：一、 作者已近六十歲的年紀進行這場社會實驗，先是在佛羅里達州當餐廳服務生、再到緬因州波特蘭市（史蒂芬金的故鄉！）當看護及清潔人員，最後到明尼蘇達州當沃爾瑪的店員。當然這麼大的年紀，自然會有很多生理上及健康上的負擔，使她無法長期從事勞務工作。當然作者所要做的實驗是要證明如何能以基層的服務業工作維持生活家計，但是最後證明，多數勞動者負荷不起龐大的租金、通車往返的油費、生理疾病的處方藥物、各種生活用品等等，幾乎不可能存得到錢，遑論要維持一個家庭的各種壓力和成本了。

Selina Kyle覺得當今社會上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都可以被量化、紀錄、掌控，所以人是不自由的。而且社會是如此的不公不義，有錢人掌握大權，因此劫取這些人的財產也沒什麼不對。這樣的說法馬上被Bruce Wayne反譏：「這樣就可以合理化妳當小偷的理由嗎？」嘴巴上Bruce Wayne這麼說，只是他的身份不好認同她的想法，其實他心裡也是默默認同的。
 
批判社會學也點出了這樣子的問題：公共領域及私領域好像成為大眾媒體及新科技所操弄的工具，任何事物都無所遁形；甚至有悲觀派認為，民意（public opinion)已經被「政治-市場-媒體」鐵三角所操弄了。美國新聞記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1922年時就認為媒體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李普曼倒是認為媒體掌握這樣形塑民意的正當性權力是有正向影響力的；正好當代的瓊斯基(Noam Chomsky)就持比較悲觀的立場。
他和賀曼（Edward Herman)所做的「宣傳模型」(propaganda model)有五點特色：一、 傳播媒體的自由市場並不真的存在，追尋利潤及體現他們及資本家的利益才是媒體領導者感興趣之處。二、廣告主的利益位於公共利益之先，無法招攬充足廣告收益的產品，即便有讀者或消費者的支持還是很難生存。三、媒體雇用不少「專家學者」為其利益做背書，這些專家代表某種權力和知識的權威，一般大眾很容易對其產生信任及認同。四、當某些媒體觸及灰色地帶或打破某些默契時，權力機構（政府、大企業）就會跳出來說報導不實、誤導大眾、不夠客觀。五、「反共產主義」是美國的國家宗教，美國政府不斷呼籲大眾對抗蘇聯是一場「聖戰」。這樣的觀點不只在冷戰時代適用，在911之後更可以見到這樣的霸權論述，只是換個名稱，把「反共產」變成「反恐」罷了。賀曼和瓊斯基的這套論述主要強調菁英成為媒體操弄的工具，很多電視節目上製造的議題可能都只是「假象」，為了某種市場利益而被塑造出來的。這些菁英大師們更搖身一變成為某種立場的象徵，被冠上神聖的光環。但本質上，專家和媒體，可能只是互相勾結串通罷了。當然這樣的論述會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不過這不是很有說服力嗎？尤其在當前的台灣社會，好像每一點都可以說得通。

金門人好像有一種樂觀堅毅，難道是因為我在金門時週日島休只接觸到計程車司機吳嫂、忠哥的緣故嗎？不過總覺得金門店家老闆們的這種樂觀，比起台灣的店家還要更強烈。我們覺得台灣很小，對金門人來說，台灣已經是大島了。我週日島休也懶得去金門各地遊山玩水，不好意思開口要機車，只能搭公車或者叫計程車。金門人開計程車還有開所謂「小蜜蜂」老先生老太太們其實都很有錢，雖然現在島上駐軍越來越少，但只要放假、或者可以吃到熱狗、買飲料等等就是很大的經濟來源。通常從我的南鵲山營區到山外鎮上大概五公里左右，一段路就是一百塊，累積起來相當可觀。每到週日，店家的顧客們永遠都是阿兵哥。山外鎮上區域很小，也就只有三條街而已，卻是我們放假最常去的地方。網咖至少有七八家，放假前都要訂位不然就座無虛席。其實短短放假的時間泡在網咖裡，傍晚又要回營區了，這樣好像根本也沒休息到。我也不愛玩線上遊戲，也不需要跟在台灣的親友們用臉書閒話家常。我最愛去的地方就是民宿飯店，裝潢很low，有一種電影裡面為了「開房間」而設立的感覺。不過休息一整天假日七百塊，平日五百塊，有電視可以看、有熱水可以洗、還有電腦也可以用，一人獨享，不必在網咖裡跟大家擠來擠去。或者是到山外鎮立圖書館去翻翻書，借書恐怕沒時間看完，但是以小鎮的藏書量來說還是滿不錯的。
 
快到傍晚了，心不甘情不願的要回營區。於是就到街上買東西回去吃，點心、炸物、飲料、餅乾之類。金門人講話有一種腔調，尤其是他們說閩南語的時候。每次金門籍阿兵哥吵架明明講台語，可是不仔細聽完全聽不懂。在買水果的時候，發現水果攤的老闆娘是廈門人，我想這種情況應該滿多的。廈門和金門實在太近，而且對岸的高樓大廈，和台北市比起來簡直更豪華、更高聳，一點都不誇張。
 

總覺得梭羅的《湖濱散記》頗有中國唐宋士大夫貶謫文學一般的情趣，儘管時空背景差距很大，動機也大不同。唐宋士大夫身兼政治家、文學家、學者的「三位一體」也是考生、作家、社運人士的三位一體，士大夫懷抱利器，立志於經世濟民的理想，是社會的改革者；浸染古文、經文、史籍過久，他們自己也有感觸想要重新編撰整理，是歷史學家也是學者；卻要等到政治生涯被毀滅、被政敵抨擊貶官才有時間作歷史研究，甚至寫出生命感觸的好文章。近來讀蘇轍、王安石的文集，他們常寫政論及策論、也寫墓誌銘、遊記、也有很多閱讀古籍的翻案文章。梭羅自己也愛寫政治文章，也算是個社運人士，批評麻薩諸塞州政府的黑人政策等等。梭羅應該也有一種唐宋士大夫的風骨，文筆中常批判時人的愚昧，故而選擇離群索居，體驗人生與大自然。對於風景的描寫，梭羅和蘇轍、王安石的體驗各有異同，這也是值得好好鑽研一番之處。中國古文的精鍊優美對照英文的文辭架構，還有他們對大自然意境的不同層次的觀察，都很有趣。最大的相同之處，我認為是兩者都有知識份子的「孤獨感」，只是梭羅運氣較好，他是自願去離群索居的，還有好友愛默生的幫助。況且梭羅偶爾還是會去鎮上晃晃買東西之類，身心是很自由。中國士大夫就不同，是被貶之後才有時間到大自然中「療傷」或者寄託於佛道之學，他們根本不願意離開京城，離開政治中心。可惜如果這樣中國文學就少了靈魂，也許還應該感激他們政敵的用心良苦。中國的情況本來就和西方不同，中國一直沒有「人文精神」的概念，身心都要屬於國家，是傳統的父權家長式社會。只不過宋代以後的士大夫因為是知識份子又有官職，地位和一般人民大不同，「士」這一階層就和西方美國革命之後當時的知識份子一樣吧，人權應該是要和王權或皇權平起平坐的。
文本的考究日後在詳述。

興趣廣泛浮濫，簡直可以說隨欲而行，有時也頗感困擾，漂浮不定，居無定所。一直很嚮往去追尋一種主義，雖然不是為了追求完美，至少是一條可以依歸的方向，但是學來看去，總是找不到一個可以認真追尋的方向。大體上每種論述都是其優劣之處，每種詮釋方式及架構都有它的功效。歷史學和社會學或政治學的取向就不相同，讚嘆的是至少後現代理論（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在這些學科之中可以任意遊走，就算仍是非主流的邊緣論述，但也像海洋當中的水母軍團一樣，漂浮、獵食、有極強的適應能力。
 
但是台灣學生普遍對這些議題或現象是毫不在意的，或者說是被迫不能去在意，只能成為職業養成教育所，讀書永遠只有一個更強烈的動機：賺錢！對於這些亂象，至少我是極反對的，我反對隨波逐流、反對各種欺世盜名之說，就算我沒有辦法形成自己的論述，還像幽靈一般沒有實體，但是幽靈仍然是「存在」的。《黑暗騎士》啟發了我對於哲學、社會的種種想法，這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到底西方哲學論述有其肯定值得推崇之處，但東方又何嘗不能？今天所有人都在捧歐美大腿，跟著歐美一起懷疑中國的「崛起」之說，彷彿帝國主義陰影再現，事實上這只是另一種西方霸權的論述方式，只能存在一種帝國，就是西方式的帝國。在西方歷史上，對於東方式帝國一直存有原始、破壞、非基督教的醜化因子。
 

1. 畢業沒工作
R：助學貸款
O：製造業要復興，包括汽車業 1. 改變稅法 刺激景氣 2. 改善教育品質 3. 開發未來能源 4. 富人多繳稅，減低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