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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覺得梭羅的《湖濱散記》頗有中國唐宋士大夫貶謫文學一般的情趣，儘管時空背景差距很大，動機也大不同。唐宋士大夫身兼政治家、文學家、學者的「三位一體」也是考生、作家、社運人士的三位一體，士大夫懷抱利器，立志於經世濟民的理想，是社會的改革者；浸染古文、經文、史籍過久，他們自己也有感觸想要重新編撰整理，是歷史學家也是學者；卻要等到政治生涯被毀滅、被政敵抨擊貶官才有時間作歷史研究，甚至寫出生命感觸的好文章。近來讀蘇轍、王安石的文集，他們常寫政論及策論、也寫墓誌銘、遊記、也有很多閱讀古籍的翻案文章。梭羅自己也愛寫政治文章，也算是個社運人士，批評麻薩諸塞州政府的黑人政策等等。梭羅應該也有一種唐宋士大夫的風骨，文筆中常批判時人的愚昧，故而選擇離群索居，體驗人生與大自然。對於風景的描寫，梭羅和蘇轍、王安石的體驗各有異同，這也是值得好好鑽研一番之處。中國古文的精鍊優美對照英文的文辭架構，還有他們對大自然意境的不同層次的觀察，都很有趣。最大的相同之處，我認為是兩者都有知識份子的「孤獨感」，只是梭羅運氣較好，他是自願去離群索居的，還有好友愛默生的幫助。況且梭羅偶爾還是會去鎮上晃晃買東西之類，身心是很自由。中國士大夫就不同，是被貶之後才有時間到大自然中「療傷」或者寄託於佛道之學，他們根本不願意離開京城，離開政治中心。可惜如果這樣中國文學就少了靈魂，也許還應該感激他們政敵的用心良苦。中國的情況本來就和西方不同，中國一直沒有「人文精神」的概念，身心都要屬於國家，是傳統的父權家長式社會。只不過宋代以後的士大夫因為是知識份子又有官職，地位和一般人民大不同，「士」這一階層就和西方美國革命之後當時的知識份子一樣吧，人權應該是要和王權或皇權平起平坐的。

文本的考究日後在詳述。